重塑中国商业伦理迫在眉睫

2024-12-05 10:42 公司治理研究会 点击:
11月22日,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何杰在第八届中国(深圳)公司治理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全文,一起来看:

在第八届中国(深圳)公司治理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
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何杰
2024年11月22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预计将在贸易、投资、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从小院高墙变为大院高墙,对我国经济金融带来较大影响

ESG逆流

天我想特别关注一下特朗普最近做出的重要人事任命,石油大亨Liberty Energy——自由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赖特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国能源部长,他是化石燃料的坚定支持者,去年就公开宣称没有气候危机。过去美国共和党控制的红州,如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西弗吉尼亚等州议会就公开反对ESG。近年来,美国一些大企业和大资管公司认为过多的ESG投入会影响财务表现而避谈ESG(ESG成为dirty word)。2022年贝莱德放弃使用ESG,而重新启用“可持续”这一更宽泛的词;先锋集团退出全球最大的气候投资联盟“净零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今年3月,摩根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集体退出“赤道原则”,赤道原则要求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新项目融资首先要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的风险评估,这是国际金融公司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重要融资指南;道富银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也退出了“气候行动100+”倡议。

美国的党政战争已经使得全球的ESG运动出现了逆流。严格来说,美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加关注的是"E”对企业盈利的影响,而不是“S”涉及的种族、人权、社区、员工等议题。在“E”中,他们否认气候变化,但不否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前中国监管机构及业界正在大力推动ESG,这些杂音和噪声对我们的公司治理及全社会绿色转型到底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想分享一个与ESG及公司治理密切相关的重要话题——中国新型商业伦理的重塑问题。

中国新型商业论理建设的紧迫性

 

11月11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一篇《一个制造业老板的平台困惑》的长文,指出了当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3公斤洗衣液卖13.9元还包邮(邮费最低8.2元),商家能赚钱吗?其结果只能是靠低质、活性物含量很低近乎于水的东西来劣币驱逐良币。很多电商平台搞图片比选、高价限流,价格几乎成为消费者唯一的考量因素,让产品停留在同质化、低端化的阶段,质量强国、品牌中国何时才能建成?还有的采取仅退款、先用后付等极限压榨供应商的手段引发大量维权事件;还有的平台对员工采取“去劳动合同化”,大量通过劳务公司雇工;还有的把效率和成本置于算法排序的核心,变相增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出现了各方利益受损仅平台赚钱的现象。

这两年,很多中小企业反映,不跟大企业合作就没有业务没有收入,但跟大企业合作之后,只有收入没有利润,即使有利润,这些利润也更多是以应收款的形式来体现。一些与大企业合作的供应链的企业被挖角和被并购,出现了大企业走过的地方“片草不生”的现象。

正面商业案例的启示

 

当然还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企业。例如美国Whole Foods Market,公司的创始人约翰·麦基John Mackey通过对有机食品的坚持和对员工的重视,成功打造了一个独特的品牌。他以“健康的人类,生机勃勃的地球”为使命,倡导“有觉悟的资本主义”。该公司员工与高管的差距不能超过19倍,新员工的去留由老员工来投票决定,强调公司食品没有添加剂、荷尔蒙、抗生素,其卖的鸡每天要散步一个小时、鸭子要游泳半小时。尽管其商品比一般的卖的要贵,但消费者仍然趋之若鹜,这也叫良知产品。麦基坚信,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盈利,盈利只是手段,更在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说这就如同结婚一样,结婚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让对方更幸福。2017年被亚马逊以137亿美元收购。

在国内零售业实体店哀鸿遍野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胖东来就是一朵“奇葩”,它只在许昌和新乡开店,公司从不宣传,强调极致体验,顾客不喜欢几天内包退,去年净利润1.4亿。该公司员工最低工资7000;一年40天假;每周二闭场;净利润50%可以分给员工;公司设置了员工委屈奖最高可以达3万元,让员工幸福自由、富有热情的工作;对供应商不收进场费、营销费、条码费。其案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特斯拉的市值已突破1万亿美金,该公司不光做车,还是一个机器人公司。其人形机器人可以照顾老人孩子,明年问世的车型机器人没有方向盘、刹车、后视镜,可自行去充电,颠覆了传统的出行方式,人被解放了出来,把车变为一个赚钱的工具,空闲时可以跑滴滴,不用停车费,不用考驾照。马斯克从特斯拉到SpaceX,从太阳能到火星移民计划,不光是商业上的大胆创新,更充满了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推动。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说过,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的企业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在于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还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谈到,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如果不能被全体成员所共享的话,他的道德上是不健全的,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稳定。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论坛上向全球企业家提出了“灵魂三问”:我们需要一个只受短期利益支配的市场,还是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全球化市场?一个1/4的人注定饥饿贫穷,还是能为每个人提供富足健康生活环境的社会?是一个漠视失败者命运的自私自利的相互争斗的未来还是具有全球意识和领导能力及勇于承担其责任的未来?并于次年启动“全球契约”行动,主张跨国公司遵守人权、劳工、环保等十大标准,以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唯利是图?还是互利共赢、合作竞争、共同发展?早在2004年,OECD公司治理准则做了重大改动,由过去的内部治理模式改为外部治理模式,内部治理模式也叫股东主导模式,其治理方向是股东监督和激励经理人行为,这种治理结构只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劳动者和其他参与者都排斥在外,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外部治理模式是劳动者、消费者、贷款者、供应商和企业所在社区的居民都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其治理的方向是限制大股东权利,防止小股东利益被剥夺,保证股东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之间的平衡。

治理以社会责任为重心,彰显“治理之善”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要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2015年GB/T36000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发布,责任竞争力的提升成为企业迫切的任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总结了企业竞争的演变历程。第一个阶段是硬件的竞争。在1995年之前,企业主要依靠产品、设备和技术的先进来获得竞争优势。第二个阶段,进入90年代中期后迈向了制度的竞争,企业开始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重视公司治理、三会建设和内部控制。而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软性竞争力的阶段,竞争的核心转向理念、价值观、使命、愿景和文化的建设,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人人所尊敬的企业。我们要努力倡导“商业向善、金融向善、科技向善”理念,要把守正创新、向上向善融入公司治理,这样才能做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7月,总书记勉励企业家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今年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这些要求都为我国新型商业伦理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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